儒学专家杜维明的《龙鹰之旅》等三部著作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6月8日，杜维明在京举行讲座，介绍世界范围内儒家学说的研究现状。他称，儒学已经成为各文明交流的重要中介。谈及儒学跟入世的关系，杜维明表示，现在人们对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存在非常严重的误读。

热衷学术研究未离开校园

《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三本书是杜维明1966年到1985年间的学术随笔集，其中披露了不少个人治学的历程，这次是首次在大陆集结出版。在书中，杜维明写道：“整整4年——1460天都在美国的剑桥哈佛学习，没有浪费过一天一夜为谋生活或娱乐而不学习。”

讲座中，杜维明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从台湾东海大学到哈佛大学，以及在美国、印度、中国的讲学研究。他说自己从未离开过校园，当年答应来北大讲学，也特别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住在校园里。杜维明坦言，他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跟官方和政治界接触。

儒家核心价值东西方不同

杜维明认为，仁爱的“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在讲座中他着重提到了“从仁学看天人合一”观点，而西方社会常常把“礼”看做儒家的核心价值。

杜维明表示，中国人对儒学的研究和认同并不一定比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好，上世纪80年代如此，直到今天，韩国的儒学研究仍然值得注意。他说：“我1984年做过调查，韩国儒学的研究和认同是在整个儒教文化圈排名第一的，日本第二，香港第三，台湾第四，大陆的儒研对象是上海，排在第五位。”

杜维明回忆，当时他做调查研究的时候中国大陆很多学生是反对儒家的。他说：“我1985年在北大上儒家哲学课的时候，多半是研究生。他们说，杜教授我们看你好像认同儒教，这在我们这一代绝对不可能。我们可以了解、批判、研究，但不可能认同。”在杜维明看来，那个时候的批判传统直到今天影响依然很大。

■人物简介

杜维明，著名学者，是儒家文化研究和传播的重要人物，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曾在普林斯顿等大学任教。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担任历史及哲学教授，其间当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长期致力于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访谈

儒学已成为各文明交流中介

记者：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是否有对接的可能性，具体的结合点在哪里？

杜维明：我认为社会科学和传统文化有对接点，而且对接的范围很宽。马一浮先生把国学定义为六经，认为六经不仅是人文学，也是社会科学。也就是说，依据儒家的基本精神，人应该是多样的。儒家的六经——《诗经》体现了人的感性，《春秋》体现人的历史性，《尚书》体现人的政治性，《易经》当然是人的终极关怀。不同的社会科学都可以从更宽广的儒家经学中吸收养分。

记者：你说自己入世但又不跟官方接触，而且回避，你怎么看待儒学跟入世的关系？

杜维明：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比较有现实性。世界其他文明都有超越的一面，但孔子的选择是入世的，入世就和现实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现在对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有非常严重的误读。

孔子进入现实政府并想起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世俗的。但是，他对政治的理解与当时的权力运作结构是矛盾的。他讲的是创造条件使大家能够安全，能够生活，然后富裕，然后“好礼”，培养道德理性。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必然的。孔子和他的弟子想通过道德教育来转化政治，不是说反过来接受政治的权威，这是儒家的主流。

回到你刚才讲的问题，我认为儒家是要为社会服务的。如果在政界他的影响力大，他的服务性可能会高。

记者：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儒家文明在人类各个文明之间充当中介角色？

杜维明：这个问题是我最近思考比较多的。2001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组织18个人的对话小组，最后大家同意用儒家的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对话的基本原则。现在，我可以肯定地说，儒学不仅能够，而且已经成为文明交流的重要中介。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是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我长期进行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最初，我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13个儒家学者和13个基督教学者对话，这13个儒家学者中有7个也是基督徒。

    另外，关爱地球的价值观必须有一种世界公民的语言，而这种世界公民的语言就是儒家的语言。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诠释，所以它可以作为中介。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