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他们评我是 “世界企业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业家”了。 就算联想集团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盘，毕竟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战友们有能力处理好。

据《解放日报》报道，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柳传志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总是备受关注。

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柳传志意味深长地说：“重要的是把方向弄对，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没有用。 ”

从 “世界企业家”到“永远的船长”

不能说他们评我是 “世界企业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业家”了。

就算联想集团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盘，毕竟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战友们有能力处理好。

记者： 2010年11月，您在法国里昂获得了 “世界企业家奖”。此前这个奖曾颁给过有 “经营之父”之称的日本京瓷株式会社创始人稻盛和夫。法国经济部部长在给您颁奖时说，您带领的联想 “不仅征服了中国，而且征服了世界”。但获此殊荣，据当时的报道记载，您 “在台下只是笑笑”。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柳传志：这个奖是法国里昂一个工商管理学院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共同评定的，有一定的国际性，像你们刚说到的之前还有稻盛和夫获奖。但尽管这样，也不能说他们评我是 “世界企业家”，我就真成 “世界企业家”了。我觉得自己还差得老远，只能说明他们很关注我们中国这个成长中、前进中的国家，所以很关注我们的企业。

这个 “世界企业家”的称号就跟总有人说我是 “中国IT教父”差不多，我自己确实不敢这么想，这么说。我要是真想自己成为什么的话，动作会变形的。

记者：一年之后，我们知道，您又领了一个很特别的奖。那是2011年11月2日，您卸任联想董事局主席，新上任的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代表全体员工送给您一份礼物——“胜利号”战舰，称您是“永远的船长”。这两个 “奖”、两幕场景相比起来，哪一个让您感到更有意义？

柳传志：非常明显是 “永远的船长”，它对我的纪念意义很重。毕竟创业20多年了，这次退下来，多少有点像嫁女儿的感觉。不过好像和一般嫁女儿还不一样，因为有人问过我，嫁女儿哭了吗？我就很纳闷，哭什么呢，不是好事嘛，但肯定也是心潮澎湃的。

记者：一个是 “笑笑”，一个却是心潮澎湃，两者的不同说明了什么？

柳传志：接过 “胜利号”时，心里确实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的继任者、我的同事能够真心承认我们创业者对联想的功劳，这让我很感动。还有一点，前面那个奖毕竟是外面人颁给我的，这个是我的同事、我的亲密战友，他代表联想员工表示真心承认、真心感谢，情感上是不一样的。

记者：为什么他们称您为 “永远的船长”？这是一个荣誉称号，还是要您继续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船长，希望您能永远为联想把舵？ “后柳传志时代”的联想，还需要您继续把握方向盘吗？

柳传志：那是一种尊重、客气的说法，是他们发自内心说，当我们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您发话，我们听您的。但其实我以后也不会再管了。(笑)这话就像 “我想死你了”，不可能真的 “想死”吧。

就算联想集团以后真的遇到什么困难，也不需要我去掌握方向盘，毕竟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我相信我的战友们有能力处理好。

记者：您说过，联想是您的生命。作为联想的生命共同体，您从生命的感受来看，联想目前乃至今后最需要把握的方向是什么？

柳传志：我希望联想把握方向盘的人，他的核心价值观能与我一致。联想根本的核心价值观有这么几点：首先要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欲，但必须要以企业发展为前提。还有像 “求实进取”、“以人为本”等，这些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我们为什么办这个企业。能够坚守这种价值观的人，我把命交给他，是放心的。

方向要是没弄对，光努力是不行的。

环境变化了，新的趋势在涌动，你要是还执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

不能陷在过程当中，而要跳出来。

记者：联想的大船要永远成为 “胜利号”，最重要的方向在哪里？

柳传志：联想控股的愿景是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关键词一个是 “产业”，一个是 “报国”。最近，我不是特别愿意提报国的事，因为现在有一些人总混在爱国者里面，主张对一切排外，对外国张嘴就骂，这不是真正的报国。就像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时候，联想火炬手金晶在法国遭到别人突袭，国内就有人主张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金晶出来说了一些比较理智的话，还有人骂金晶，说她是汉奸。我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经历过那种运动，有的人爱国的口号喊得最响亮，但到祖国真正需要他时，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翻脸就翻脸。现在社会上就有一些这样的人，说话不负责任。我担心会被那种人纠缠。

我不愿多说，但从内心来讲，我这个年龄的人，我的经历让我始终把报国当作一种情怀，总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所以我内心还是有产业情结、报国情怀的。

记者：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企业家，为什么您总是强调方向是最重要的？您认为应该怎样把握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

柳传志：当一个企业已经到了有能力制定战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战略方向制定的正确与否，对后面的影响极其重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做胶卷的柯达公司。数码相机一普及，柯达就破产了。其实，柯达很早以前就研究过数码相机，但它自己把这块业务放弃了，就只做胶卷，也不管外面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怎么样？做死了。

我们自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联想最早的时候是做汉字系统的，叫联想汉卡，如果当时我们就认定这一条路，低头拉车不去抬头看路，想方设法让汉卡体积更小、成本更低、做得更好，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由于电脑本身的发展，它的CPU运转速度不断提高、存储器的成本越来越低，发展到后来就足以把汉字系统做进去了，那时候我们要是还在做汉卡，就是死路一条。幸好，我们在做汉卡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电脑未来很有发展，所以就开始卖电脑。在卖电脑的过程中，又找到了新的方向，就去做电脑。

所以，环境变化了，新的趋势在涌动，你要是还执迷不悟，肯定是行不通的。方向要是没弄对，光努力是不行的。你得想清楚了再干，想好了再说。没把前面的东西想好，投钱下去就是打水漂。

记者：方向感非常重要，但把握方向并不容易。

柳传志：要看清方向，就要登高望远。第一你要站得高，站在高处看风景；还要看得远，远一些才能看到发展的态势，才能从中捕捉到趋势的变化。就像1978年，我在 《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写怎么养牛的新闻，当时非常激动。我想，报纸怎么登这个事，不是一直讲阶级斗争吗？那时候就意识到以后真的会有变化了。这就是趋势。

再举一个跟企业无关的例子。我有个同学，他的女儿刚上小学就被体校看中去练游泳了，那个年代被体校看中很不容易，是种荣誉。每年孩子都要经历一次选拔，每一次成功入选后，我的同学都要向大伙炫耀一次，大伙都替他高兴。这样一直到了四年级，他就说了，如果这次还被选中的话，就要每天补贴一个鸡蛋了，还会补点粮票，那时候物质很匮乏，我们都很羡慕。后来这个小姑娘进入了北京游泳队，但她成绩上不去，当教练的能力也没有，最后就被淘汰了，一事无成。按理说，她的父母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受教育程度很高，她在其他方面的资质也应该不错，但最后怎么是这个结果呢？就是他的父母被这个选拔的过程给牵着跑了，一次次通过选拔、拿到补贴的鸡蛋、沉醉在大伙的夸奖声中，就糊里糊涂把这条路当成唯一的路了。

记者：这是把 “术”当成了 “道”，没有把握住趋势的变化。

柳传志：是啊。如果我那个同学一开始就想清楚，女儿长大了要嫁个好人家，婚姻要美满；工作要适合她的性情，工资不要太少；精神生活要丰富，要有业余爱好，等等，然后把不符合这些的东西都帮她去掉，他们就不会稀里糊涂地沉迷在一次次选拔的成功中，而迷失了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成长方向。

办企业也是一样，有时我们也会被过程所牵制。比如1993年、 1994年的时候，全国房地产热，北京中关村的很多家企业都加入了房地产行业。我们也召开过两次会，一次是烟台开发区、一次是福州方面，都要和我们联合起来投资地产。但会后我把这件事冷静思考了一下。我们到底图什么？想要干什么？难道我们把地买了，就把电脑做出来了？就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了吗？还是增加了我们的风险？想明白了，我就决定，咱们还是专心致志做我们自己的事吧。

记者：就像波音公司总裁曾说过的，“做我们做得最好的”。专注地坚守愿景，坚持方向，才能抵制住诱惑。

柳传志：不能陷在过程当中，而要跳出来。比如看油画的时候，退到远一些的距离，才能看明白。离得很近，黑和白是什么意思都分不清。退得远点，就能明白黑是为了衬托白，才能知道整幅画的意思，目的性就会很清楚。打这个比喻是为了时时提醒自己要明白方向，不至于做着做着就糊涂了。

如果方向没错，就要不停地 “拨”。

谁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样做。

不变化，就会倒下。变，是永远的不变。

记者：方向对了，执行也很重要。

柳传志：对。长远来说，方向比执行重要，但在中短期战略目标中，执行就可能比方向还要重要。执行有些像拨电话号码。拨不通电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线路忙，另一种就是号码不对。如果认准电话号码是对的，就要不停地拨。要是遇到后一种，就要校对号码，否则永远拨不通。

记者：联想的发展过程，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次不停地 “拨”？

柳传志：比如说走国际化道路的问题，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克服这一个个挫折，靠的就是不停地 “拨”。 2009年，联想集团亏损很多，那时候从国际退回来是一种做法，因为企业内部的文化出现了问题，有人就提出不如干脆退回来，坚守我们中国的阵地。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任由它去，任它发生巨大的矛盾、文化的冲突，到了最后做不成功，让它自生自灭，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当时我们坚持认为国际化道路是一定要走的，既然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就要不停地 “拨”。但拨之前，也要把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一遍，所以我就开始思考，我复出以后怎么办。如果不思考，光凭一股蛮力，方向就真的会产生大问题。其实那次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但如果我不上手，那就等于不 “拨”了，听其自然了。我回去，是增加了 “拨”的力量。

记者：但拨号之前，还是要把号码再审视一遍。

柳传志：校对号码这个步骤很重要。 2001年，朱力南领导风险投资的时候，连续三个投资全是失败的。那时候他们给一家企业投资了800多万美元，失败后，大家都很心疼。朱力南说了，这些钱都是我们卖电脑那块业务一分钱一分钱赚来的。带着这个沉重的想法，手哆嗦，之后就不敢投了。所以我就提出 “复盘”，把我们投资的方法、失败的原因重新一一进行研究。我带着他们反复 “复盘”，后来明晰了方向，接着再做，就做得比较好了。

谁做事，都不可能完全按你想的那样做。中间要不停地调整，反复地验证。有些小说里写的人物，都像诸葛亮似的，料事如神，事事都想到了，果然如何如何。从我工作的这些年经历来说，除了很简单、很小的事你完全能预料到，其他很少有这样的，中间都会发生变化，要不停地调整。

记者：变化是客观的存在。

柳传志：做企业，有几个肯定要变的因素：竞争对手不是死的，它肯定会变；行业方向会发生变化，比如移动互联网出现后电脑的形式会变化，“苹果”产品出来后对相关企业也有影响；世界经济、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如果你认死了按原来的方向做，就只能做死了。

记者：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所说的，在大趋势的浪潮面前，要么变化，要么倒下。

柳传志：不变化，就会倒下。变，是永远的不变。所谓的方向，比如我们确定的最大方向就是产业报国，但在产业选择的时候要反复研究，要选准，中间可能有些变化，但我死围着产业做，就是方向不变。但如果当真是行业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原来做胶卷的，后来数码相机出现了，但我调个方向，再去做别的行业，还是产业报国，大方向还是没变。但要是行业选错了，就是重大失败了。

还有一种情况更糟糕，就是左摇右摆。其实即使有时候稍微偏离了一点既定目标，但要是你使劲走，坚持下去，也还是能走到目的地的，就怕来回折腾。

悬崖边的 “拯救”与“联想文化”的托举。

联想曾遇到过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坚持着，是因为使命在我身上呆着。

说话不算数，那算个什么企业啊？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对内不负责，对外不担当，那就乱套了。

记者： 2009年2月，联想集团季度巨亏9700万美元，您重回联想集团出任董事长。 9个月后，联想集团季度税前盈利3000万美元。您是怎样拯救联想的？

柳传志：关于2009年的复出，请不要用 “拯救”这个词，这个词太突出个人的力量，其实是我和原有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

我重新 “出山”以后，主要解决的是与外国人的文化磨合问题。文化的磨合就是来自于不同国度、企业的人怎么在一起工作，从董事会、最高管理层到中层、基层都有个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文化磨合的过程。

我那次回去最主要是帮助杨元庆建立中西合璧的国际化班子。班子里的人必须信任杨元庆，人家凭什么信任你？职业经理人最开始都是看在钱的面子上，然后才会产生信任。人家那时就会想，中国人办的企业要垮了，凭什么让我继续留在这？杨元庆提出要有特殊的做法，而这些做法只有我能要求董事会来执行。因此还是从文化磨合上，把班子建立好，让大家都认可他。建好班子，班子以身作则，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突破口。

记者：对于那次复出，您也提到过是基于您“做人的态度”。

柳传志：那次我复出的时候，外面有很多说法，我家里人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当时联想控股已经制定了既定的战略，我再回到联想集团去工作，对我来说很重大的一个问题是，要牵扯我很多精力，我的身体是不是能吃得消，血压会不会又上去，睡眠能不能保证，这些都要考虑。但我还是回去了。

记者：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柳传志：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联想集团有过几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对我的身体也有重大影响。我从未想过放弃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千八百人跟着我，我要是一放松，企业立马就完了。联想曾遇到过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坚持着，是因为使命在我身上呆着。这可能与从小受到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有关，我父亲一直教导我说，男子汉就要有担当。

记者： “担当”是您的价值观，在管理企业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在有意识地建构这样的价值观？

柳传志：可以这么说。每天要我参加的会很多，有的可以推托，但只要与企业文化有关的会议，我都会参加。在我回到联想集团的时候，业务的开展上，杨元庆他们已经有了一套很成熟的打法，这一点我非常了解，在国内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当年就是对这套打法在国外行不行，还不是很清楚。现在知道了，就是行。但当时企业军心不稳，士气不高，外国的很多高层员工都怀疑，中国人管理企业能行吗？我到欧洲去，看到很多欧洲员工都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只要你不炒我，我就拿这份工资，你炒我，我就走人。

记者：没有归属感。

柳传志：根本没有。要把企业办好，我们坚信应该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当时杨元庆他们研究出来这么两条，一个是“说到做到”，一个是“尽心尽力”。因为很多人那时候说话都不算数，说话不算数，那算个什么企业啊？这是我不能容忍的。如果对内不负责，对外不担当，那就乱套了。而文化往往会被认为是软的东西，不一定会很重视，但我要是重视了，大家就会真正重视起来。

记者：联想的企业文化的要义是什么？

柳传志：就是要把员工的个人追求融入到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在设计目标时，要想到员工的发展，要以人为本。

我们有位法国的高级员工，他就说，以人为本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不同国籍、不同目标的员工，怎么能是一致的呢？持这种怀疑态度的人不少。但我们把员工分成几种类型，最基本的类型是在企业中工作，他图的是安定、安稳，只要生活能够日益得到改善，就行了。还有一种员工，他老想着做大事，老想着进步。外国人就都很感慨，说中国员工想进步的就是比他们多，都想赚更多的钱，管更多的事。人家普通员工加薪10%，他要20%，他要求越级升迁，对这些人怎么办？就要为他们设计适合他们的发展路径。这些人里面，可能有的人经过了很多次工作调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就要给他一个新的空间，给他一个新的舞台，让他有自己在做事业的感觉。针对这三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做法。

记者：因材施教，按需导引。

柳传志：是的。对第一种人，要求他做事要有责任心，比如你是个仓库管理员，只要把仓库管好，爱岗敬业，不出错，就可以得到你该得的一份。对第二种人呢，光有责任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进取心。这个进取心里就包含了很多东西，比如你要会创新，要学习管理，还要了解公司的战略。第三种人，我们放心把企业交给他们，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更高一些，责任心、进取心之外，还得有事业心。这个事业心必须解释一下，就是把职业当成事业来做，因为这里头包含了你的长期利益和名誉，你就把企业当成自己的生命了。

记者：您曾经说过，您一直希望把联想办成一家 “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

柳传志： “没有家族”是指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通过机制、文化保障企业传承下去； “家族企业”就是指公司最高层必须是有事业心的人，要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命。

不在意富豪榜上是否有自己的名字

诚信、名誉远比金钱更重要。

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况。特别是别人夸你的时候，要格外清醒。

记者：作为联想的创始人，您个人的股权只有2%，在各种财富排行榜上总见不到您的名字。

柳传志：为什么要这个“见到”呢？这个主要看你追求的是什么。从个人来讲，我把家人、朋友对我的信任看得比钱重。从企业来讲，我总和我的同事们说，我们把企业的名誉看得比钱重。这是不是说钱不重要呢？那也不是。在你还需要面包的时候，钱是很重要的。但是，当你已经可以选好的面包吃了，当你可以随意地打高尔夫球了，或者当你可以请好几个保姆来换取时间创造更多财富了，这个时候，更多的钱可能就不再是你特别需求的了。

我有一次去打高尔夫球，随便穿了套运动服，有人和我说：“哎哟，柳总您还特别扶植民族工业啊？”我一开始还没听懂，原来是说我穿了套国产品牌的衣服。其实我的衣服啊，我都是觉得舒服就穿上了，根本不在意牌子。也许有人很在意牌子，因为牌子可以说明身份、地位，但我打球的时候可能更在意的是球打得怎么样。大家的追求不同，你也不能说人家的追求不对。在美国，不少排在富豪榜前面的人想的都是怎么把钱还给社会，比如建个博物馆，或者捐给母校等等。我个人现在没要那么多钱，钱到哪儿去了呢？更多地是把钱分给和我一块儿干活的同事了，他们都有股权。

我总觉得，就算我有一套上亿元的大房子，那么多房间我也可能没法挨个儿去睡，从满足生活需求来说，这和我住在只有一张床的房子里，也差不多，住大房子可能只是让别人知道“我很有钱”。像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我手下有个小姑娘，刚大学毕业，就戴着一条很粗的金链子。那时候有一条金链子了不得。我问她：“你戴这玩意儿干什么啊？”她告诉我：“您不知道，我戴着这个，卖菜的人都高看我一眼！”(笑)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穿名牌，也是希望能在交际场上被人高看一眼。可是你说我现在穿什么还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人会为了我穿什么衣服而改变对我的看法，所以我不在乎这个。

记者：更在乎的是精神层面。

柳传志：是的，诚信、名誉远比金钱更重要。我更在乎的可能是杨元庆他们和我说“您是我们永远的船长”、是同事们对我真心的尊重，那才会让我感到很愉快。

钱可以换很多东西，比如可以换成奢侈品抬高自己的身份；也可以换成时间，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根据不同人的需求来决定的。假如在早期制定股份分配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权重分得很高，那时候也不是不可能的，但就会使得其他人对我产生看法，也许无形中就会对联想的发展产生影响。要是那时候我占的份额更大些，联想集团这块“饼”可能就做不到现在这么大了。

记者：有不少人上了富豪榜，但很快“倒下”了。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柳传志：所谓 “倒下”，有几种可能。一种是在致富的方式上，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所冲突。还有一种情况是，虽然企业一时的市值和股份达到了一定高度，但是没有认真地制定长期战略，或者企业的执行能力不强。

记者：没有可持续发展。

柳传志：对，只能昙花一现。还有一种，这个行业正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但是没有为未来作足够的投资。所以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就难以适应。

咱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也有启发。未来我们所从事的行业一定要有一些基础性特别强的、一般不容易被人撼动的行业。在美国，时兴的产业有互联网服务，像facebook (“脸谱网”)这种，但这种产业往往容易更换领先者。而农业、食品这种很基础的东西，实际上在我国，目前还很少有谁能够真正担当得起来。如果真正把这个做好了，你的地位就很难被撼动，所以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做好。

记者：做大做强不是一句空话。

柳传志：需要埋头苦干。我曾经说过，不怕跟在别人后面吃土。 “吃土”就是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就在后面吃土吧！”在创业初期，咱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可能需要吃几年 “土”。当然我们心里希望领跑，最起码不要老跑在别人后面。

记者：想起您说过的另一个比方：只有你真的把自己锻炼成火鸡那么大，小鸡才肯承认你比他大。当你真像鸵鸟那么大时，小鸡才会心服。

柳传志： (笑，点头)这段话也可以用来回应一些别人对我的吹捧。比如，有人夸奖我有多了不起的时候，我心里头应该要明白： “我目前就是一只普通的鸡，远没您说的那么大个儿！”但人们经常会自己以为大了。时常有一些跟我一同创业的同事说， “老柳，最近人家老夸我。”我听了以后总觉得，人家不是在挖苦你吧？有时候会是这样的，你一定要非常明白自己的情况。特别是别人夸你的时候，要格外清醒。

当不成乔布斯，也要每天前进100里。

看准了方向，一步一步地走。

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化规则、国际化管理和国际化人才。

记者：去年，史蒂夫·乔布斯去世，但他所创造的 “苹果”产品依然炙手可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加入 “果粉”行列。在您看来， “苹果”为什么会风靡全球？

柳传志：“苹果”的成功，说明了乔布斯是这样一种天才：一般的科学技术都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设计产品，而乔布斯能够抢在前头去激发市场的需求。这里面有他个人才能的成分，因为很多人都想这样干，可是做不到，最后沦为自说自话。但乔布斯就执着地这么做了，而且还赢得了市场。这一点是很 “神”的。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不具备乔布斯的特质。那么什么是我们的企业能做到的呢？就是每天行军100里，安营扎寨，然后吃饱饭，看好目标，第二天再行军100里，继续前进。

记者：每天前进100里。

柳传志：对，看准了方向，一步一步地走。可以选一条比较安全的山路，一点一点地去逼近目标，后面的队伍前仆后继。也许这条路要走很长时间，第一代人走不完，把后面怎么走想好了，第二代人继承理想，继续往前走。还有一种方法是走险路，有可能3天之内就能一把登上去，但一个不留神就可能摔下来。这就需要走路的人有特殊的能力，或者说天分。联想走的基本上是前一种路线，把班子建好了，步步为营。

我非常佩服那些可以走险路的人，因为我自己不具备这样的天分。但是我下面的人如果有这种能力，我会很乐意为他们开放某一个方面军，让他们去闯。不过这种行为只能占整个联想的一小部分， “赌”的比例过大了，我就不干了。早年间或许可以试试，因为那时候我还光着脚嘛！现在我身上负着这么大责任，有那么多人跟着我，我没法冒这个险。这可能跟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吧。

记者：中国企业要 “走出去”、成为真正的国际化企业，当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柳传志： (思考片刻)有比较多的问题。首先要对自己的行业规律、规则有深刻的认识，你得知道这活儿怎么干，否则出去了你怎么打得过人家？第二，现在咱们的民营企业在管理上还是比较粗糙的，如果要收购别人，管理上还需要更加精细。李书福对沃尔沃的做法，我觉得是可取的，就是先 “物理性并购”，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让我们有一个了解和学习的时间。这是中国企业家需要积极努力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点，要有对国际化人才的储备，比如国际规则、并购、语言等方面的人才，都是中国企业 “走出去”所亟需的。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化规则、国际化管理和国际化人才。

记者：中国企业 “走出去”的战略提了很多年，但真正成功的似乎不多。

柳传志：在外国，有的店开了300多年，还是一家夫妻老婆店式的小面馆，它志不在发展。但是中国的企业家还是比较要求上进的，往往不满足于现状，要发展。发展的路径一般是两条：一是走多元化的道路，做着做着就什么都做了，这种模式在东方世界比较常见。还有一种是走着走着，就要 “走出去”了。但是出去以后，由于对业务研究得不透彻等原因，往往只能在东南亚一带转，冲出亚洲已有一定困难，真正要和欧美的成熟企业抗衡，可能困难更大。所以，要 “走出去”、扩大业务发展，这是一个企业的追求，是天性，但是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问题想清楚了，这是头等重要的。

记者：还是 “方向”的问题。

柳传志：没错。

生活可以简单点，目光应该深远些。

历史书看得多了，你知道哪些人的话可信，哪些人的话听不得。

口述历史的做法就是让不同身份的人都来说，努力地让我们这个民族不 “失忆”。

记者：听说您在思考大方向的时候，也会常常迷失自己生活中的小方向。比如有传闻说您上完厕所出来，总是往错的方向走。

柳传志： (笑)有这么回事儿。

记者：跟大方向比，这类生活中的小方向没那么重要？

柳传志：这也挺重要啊！ (笑)那是因为走错了有人能帮我纠正过来，要是没人给我纠正，那走错了可就糟了！对我来说，工作之余，我回家以后生活很愉快，这个挺重要；我跟家里兄弟姐妹相处都很和谐，这也挺重要。

记者：看起来您对生活的要求不复杂。

柳传志：该简单的就简单点。前面我说过，我对穿的不大讲究品牌，对吃的要求也不高。有些事，我也很想学，但是没有这个能力。比如，很多人试图在各种俱乐部的酒会上培训我，教我怎么品红酒，喝来喝去我还是不会喝。有时候正儿八经地拿着个酒杯晃了半天，说实话我是真喝不出来好坏，没那个水平。

记者：您是做企业的，又不是品酒师。

柳传志：我倒是希望会， (笑)但就是学不会。

记者：您说您喜欢读历史传记，每每读了好书，还喜欢把作者请来，一起就书中的观点进行交流。

柳传志：是的。比如，我读过一本书叫《两代军人的对话》，是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的。我就把作者请来了。因为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打的是主战场，那么共产党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讲这个问题的人必须具备几个特点：第一，他得站到一定的高度，张爱萍当时是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他已经有说这个话的权力了。第二，这个人必须得坦诚，不能在书里文过饰非。第三，他还得有比较好的表达能力。好在这本书是他儿子写的，夹叙夹议，带有评论，我觉得写得不错。他的儿子得知我喜欢这本书也很高兴，咱们就聊了一段。

记者：为什么喜欢看这一类的书？

柳传志：读史能够给我一些启发，有时候做企业也是这么回事儿。但更多的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可能仅仅因为一本书的文字好，爱看。

看多了，也自然会有一些历史的借鉴。比如说，我很佩服谭嗣同，为了理想命都不要了，快被砍头了，还说 “快哉快哉”。我真的没谭嗣同那种勇气，我最多只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了解更多的历史，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明白。

柳传志：更明白自己的定位。还有一点，历史书看得多了，你知道哪些人的话可信，哪些人的话听不得。

记者：平时有时间看书吗？

柳传志：我现在的时间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是联想的工作，包括常规的运作、长期的战略等等，这是我心里觉得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联想的品牌宣传，就是把我们做的这些事说出来，扩大影响，使得我们自己更有势能。但在前一项工作还没做好的时候，我做后一项工作有时会心烦。第三，是跟联想关系并不大的、纯粹应人之约的活动，这个分量会控制得相对少一点。

除了这些以外，才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首先我要求保证一定的体育锻炼，因为我的睡眠是个问题。体育锻炼非做不可，我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严格到有点死板的程度。如果不打高尔夫球就练跑步机，但是在跑步机上跑比较枯燥，所以我还是更喜欢打球。而且我还喜欢“较真”，就是大家打个你高我低，然后记录下来。我跟宁高宁、牛根生他们，都这么来来回回地打，这种方式让我对打球更有兴趣。我还和我太太一起打球，平常我们每天上午八点开场，打半场，两个小时。跟她打不用计分，我既锻炼了球技，同时又和太太联络感情，非常之好。

剩下的时间就用来阅读。但是现在看东西会觉得累，有时候也听听MP3里的有声读物，听点小说啊什么的，挺有意思。包括有些穿越小说也听。

记者：穿越小说？您很时尚。

柳传志：听听也有启发嘛，了解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记者：有报道透露，您还资助了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项目。这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柳传志：和看历史传记一样，还是想以史为鉴吧。保持历史的真实性非常重要，咱们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有时过于实用化了。既然把历史当成镜子，如果是个哈哈镜，有什么用？所以，小崔作为一个民间人士，能够花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个事，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我一方面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另一方面对他这种精神表示敬佩。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我还要进一步支持小崔的这项工作。

记者：说到未来，您曾经写过一封留给100年后中国人看的信？

柳传志：那是2007年应杨澜之约，作为100个受邀者之一写一封信给100年后的中国人。

记者：您在信中说了什么？

柳传志：一是告诉他们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我觉得中国是什么样子；二是关心一下关于未来的一些问题，比如，那时候中国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在世界上排第几。这是我现在想不清楚的问题。

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述历史的做法就是让不同身份的人都来说，努力地让我们这个民族不 “失忆”。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当中，我总体来说应该算是有一定见识、经历和一定 “吨位”的一个，那我就更应该如实地把我的感受说出来，让后人知道。

我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正值世界杯足球赛，那些在美国生活的苏格兰人、荷兰人……立刻就聚集起来，为各自的祖国加油。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老祖宗还是很重要的。哪怕你今后是外国籍的，中华民族强大与否，同你在国外的地位也有太大的关系。